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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查氏家族商業傳奇
12-25 10:21:18 來源:南方人物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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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懋成

南方人物週刊消息,香港查濟民家族是在中國政商學界舉足輕重的財富家族。查濟民與金庸(原名查良鏞)都出自浙江海寧袁花鎮龍山查氏,康熙帝曾親筆御題查氏家族為“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他們共同的先祖是被稱為“清初六家”之一的詩人查慎行。

金庸曾在自己的小説中多次寫到查氏先人,比如在《鹿鼎記》中寫過查繼佐和吳六奇,查繼佐曾被捲入著名的明史案。

查濟民和金庸兩人曾經在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合作提出了著名的“雙查方案”。二人因此分別受到過鄧小平接見。其中,查濟民曾兩次受到鄧小平接見。

查濟民和金庸二人,一個縱橫商界,一個縱橫文壇,都開創了各自的天地。後來,在查濟民主持重修海寧查氏族譜時,正是在他的勸説下,金庸才詳細地把他這一支的家族傳承關係寫清楚並交給族譜編撰者,完成了族譜重修工作。

查家族譜

目前,查濟民家族已成為立足香港、產業分佈於全球的大型跨國集團,旗下擁有金融投資、房地產、紡織工業等諸多業務。香港興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港興業”,香港聯交所上市代碼:0480)和興勝創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興勝創建”,香港聯交所上市代碼:0896)是其家族擁有的兩家上市公司。

查氏家族對於中國的科技發展也作出過重要貢獻。1994年,查濟民出資2000萬美元,成立了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會(以下簡稱“求是基金”),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數學大師陳省身、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和醫學權威簡悦威教授等人都是求是基金的顧問。

求是基金獎勵過的科學家後來都成為了中國科技界的領軍人物,其中屠呦呦獲得了諾貝爾獎。查濟民也是最早捐資支持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企業家。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他就向中國航天捐贈了4000萬元。

查濟民在政商學界作出的突出貢獻贏得了世人的尊重。2007年3月,查濟民去世時,為他扶靈的八個人中有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時任中聯辦主任高祀仁、時任長江實業集團主席李嘉誠和楊振寧等重量級人物。

查濟民的夫人劉璧如也是巾幗不讓鬚眉。1998年10月,國際小行星中心把國際編號為3960號的小行星命名為“查劉璧如星”。

查懋聲與查懋成夫婦合影,左起:查懋成、查史美倫、查懋聲

查濟民和劉璧如共育有七個子女:查美龍、查懋聲、查美利、查美慶、查美娟、查懋成和查懋德。目前,查懋聲和查懋成兩兄弟是家族事業的主要掌舵人。其中,查懋成負責的香港興業是查氏家族最重要的資產板塊。

在查氏家族二代中,公眾知名度高的包括查懋成、他的夫人史美倫和他的姐夫周尚林。2018年4月26日,史美倫成為香港證券交易所史上第一位女主席。早在2001年,史美倫曾擔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她是有名的“鐵娘子”;周尚林於2004年當選為美國工程院院士,曾擔任英特爾公司高級副總裁。

1987年,查濟民在袁花鎮故居

民族大工業家外祖父劉國鈞

查懋成的外祖父劉國鈞曾是民國時期與無錫榮氏家族齊名的民族大工業家。他創辦的常州大成紡織公司行銷中國、東南亞和印度等市場,成為對當時國民經濟具有重要支撐作用的大型民族企業。日本軍部、蔣介石大舅哥宋子文等勢力都想要侵佔他的產業。劉國鈞對於女婿查濟民和女兒劉璧如的培養、扶持,成為查氏家族日後興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劉國鈞是原常州府靖江人士。相傳靖江是岳飛抵抗金兵撤退時所修建的駐地,後來發展成為城市。在劉國鈞的家鄉,鄉人視岳飛為神明,家家都會背誦岳飛的《滿江紅》,並供奉着岳飛的生祠堂。

民國時期,紡織工業是中國重要的經濟支柱。常州解放後第一任市長諸葛慎曾説,劉國鈞之於常州,如榮德生之於無錫,既是經濟支柱,也是民生支柱。在查懋成兄弟姐妹們都很小的時候,劉壁如就經常跟他們講劉國鈞的事蹟。

1937年,劉國鈞與榮德生兩人商議,榮德生由無錫西取洛社,劉國鈞由常州東向橫林,20年後,無錫、常州連成一片,日裏煙囱相接,夜裏燈火相連,建成東方第一紡織城。

劉國鈞是一個非常有民族氣節的愛國企業家。在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大成公司在中國紡織工業市場的地位令日本軍部垂涎。日本軍部和日本豐田公司派出特工人員,對劉國鈞進行威逼利誘,要求強行入股大成公司,均遭到劉國鈞的堅決抵抗。

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由於得不到大成公司而惱羞成怒,於當年11月18日,派出日軍戰機對常州大成一廠、二廠、三廠進行定點毀滅式打擊,曾經輝煌一時的大成公司被炸成斷垣殘壁。

半生心血付諸東流,劉國鈞站在大成公司的廢墟上,心痛不已。按照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市值計算,此次轟炸造成大成公司直接經濟損失513.9萬元,間接經濟損失1277.6萬元,累計經濟損失1791.5萬元。

值得慶幸的是,早在日軍轟炸前,國民政府交通部常務次長、被譽為“中國船王”的四川民生公司創始人盧作孚已經派人幫助大成公司把最先進的一部分機器設備轉運至武漢,成為後來劉國鈞事業東山再起的基礎。

1938年,劉國鈞以大成上海辦事處為基礎,在英租界成立了安達紡織公司,劉國鈞、中華書局創始人吳鏡淵及他的女婿劉靖基是公司的常務董事,吳鏡淵把中華書局印刷廠的舊廠房租賃給安達公司作生產場地,安達公司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兩萬兩千枚瑞士“利妥”牌紗錠。

1939年2月,劉國鈞與盧作孚又在重慶合資創辦了大明染織廠。盧作孚是董事長,劉國鈞任總經理,劉國鈞女婿查濟民擔任廠長。當年,大明公司實現盈利35萬元。

1940年,查濟民夫婦、查老太太與同事們攝於大明染織廠門前

大明公司步入正軌後,劉國鈞幹了一件轟動全國商界的事。早在抗戰前夕,劉國鈞以大成一廠作資產抵押向陳光甫的上海儲蓄銀行借貸了250萬元。陳光甫是民國上海灘有名的金融大鱷,也是劉國鈞的好朋友。

後來,大成廠毀於日機轟炸,250萬元貸款便成為了一筆死賬。戰時,上海儲蓄銀行的資金回收政策是“舍息求本”,退後一步也可“本金打折”,但劉國鈞堅持本息一分不少地歸還,挽救上海儲蓄銀行於資金斷裂之危,此舉讓陳光甫大為感動。陳光甫由此成為劉國鈞最堅強的事業後盾。

1941年4月,劉國鈞和長子劉漢堃二人飛赴香港,在九龍購得一處房產,創辦了香港大孚建業公司,作為進軍南洋、聯絡海外業務的窗口。在他的積極努力下,大成公司先後在河內、仰光、曼谷、加爾各答、孟買等城市發展了經銷商,建立起了跨國的營銷網絡。

劉國鈞的商業才幹和愛國之心得到了黃炎培等社會名流的認可。在戰時,黃炎培在陪都重慶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當時聚集了黃炎培、章乃器、馬寅初、冷御秋、陳光甫、範旭東、楊衞玉、潘仰堯等社會賢達。彼時,他們是中國第一流的專家、學者、銀行家和實業家。

劉國鈞也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重要成員。1944年,抗戰勝利前夕,他在中華職業教育社發表《擴充紗錠計劃芻議》萬言書,希望能夠振興中國紡織工業,與日商一決高下,振奮人心。

但由於民國政府不關心,劉國鈞心灰意冷。盧作孚、陳光甫二人建議劉國鈞向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工業大國學習。

1944年12月,劉國鈞攜帶一百多萬美元遠赴海外學習,為戰後復興籌備紗錠、棉花、發電機、印染機等機器和物資設備。正是這先人一步的超前佈局,使得大成公司成為戰後最快投入生產的紡織公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在國破家亡的抗日戰爭中,大成的逆勢發展簡直是中國工業史上的奇蹟,曾得到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的盛讚。

大成公司除了1938年虧損1.22萬元之外,1939年盈利49.33萬元,1940年盈利44.48萬元,1941年盈利208.36萬元,1942年達到281.8萬元,1943年攀升到343.83萬元,1944年為292.71萬元。1945年,大成公司的純資產達到2375.14萬元。

1946年,由於日商被清除出市場,中國紡織工業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大成公司的業績也直線上升,註冊資本金達到7.5億元法幣。但這種短暫的繁榮很快因內戰而中斷了,劉國鈞和家人也奔赴香港躲避戰亂。

1950年9月16日,多方因素考量下,劉國鈞攜夫人鞠秀英回到大陸。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代表周總理接見了劉國鈞。在黃炎培的介紹下,劉國鈞加入了民主建國會。抗美援朝期間,大成公司捐贈了50億元人民幣舊幣,個人捐贈了2.65億元人民幣舊幣,摺合戰鬥機3.5架。

1954年,大成公司成為江蘇省第一家完成公私合營的公司。當時它的龐大資產就規模和重要性而言,與無錫榮氏家族產業不相上下。

與此同時,原安達公司的常務董事和經理、也是大成公司重要股東的劉靖基則是上海地區最早迎接解放軍入城的民族資本家,後來成為陳毅市長的座上賓,他也是上海最早響應公私合營的民族資本家之一。

1956年,劉國鈞被選為江蘇省副省長。而劉靖基後來則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他也是愛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愛建股份,600643.SH)創始人。

劉國鈞後來把自己珍藏的395幅書畫捐贈給南京和常州的博物館,將上海、蘇州、常州等地的園林私宅捐贈給國家,比如蘇州的耦園。

查懋成直到24歲才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外祖父和外祖母。1973年,廣州舉辦春交會,劉璧如從香港回來參展時就申請去南京看望父親。那時,劉國鈞還是江蘇省副省長。查懋成説,“媽媽很久沒見外祖父了,應該是1949年以後第一次見她自己的爸爸。所以她一進大門自己一個人就跑到樓上去,一看見他就跪下來大哭。” 查懋成對此印象深刻,他也終於見到了母親口中“崇拜的偶像”。

查懋成還記得,外公當時對他説,在上個世紀一二十年代的時候,中國所有好一點的面料,都是要進口,“他説為什麼我們自己不能做?”

劉國鈞一生都把岳飛視為神明。他曾三次大修嶽王廟,1978年臨終前對女兒劉璧如説的最後的遺言也只有一句,“重修嶽王廟。”

劉國鈞大力培養女婿

劉國鈞和夫人鞠秀英育有三子一女:劉漢堃、劉漢棟、劉漢良、劉璧如。劉璧如出生於1919年,被視為掌上明珠,在她幼年時,劉國鈞曾經聘請被稱為“江左大儒”的晚清刑部主事錢名山和文化名流蘇滌塵等人擔任塾師,教她中國古典詩詞。

查濟民出生於1914年,比劉璧如大5歲。海寧查氏以“詩禮傳家,講信修德”聞名,人才輩出。明清兩代,查氏考取進士、舉人、貢生的人數達到133人之多。 

康雍乾三朝,查家在翰林院任職的先後有查嗣韓、查嗣蹂、查慎行、查嗣庭、查祥等。“一門十進士”與“兄弟三翰林”,海內榮之。尤其康熙年間,以查慎行為首,叔侄七人同任翰林,有“一門七進士,叔侄兩翰林”之説。 

康熙帝曾給查家題聯:“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還親自書寫匾額“嘉瑞堂”賜予袁花查氏宗祠,又先後書寫“澹遠堂”和“敬業堂”匾額分別賜予查升與查慎行。

查慎行是查濟民和金庸共同的直系先祖,他是明末大儒黃宗羲的弟子。查氏家族祖上很顯貴,但到了查濟民出生時,家道已經中落,吃了很多苦,“我爸爸小的時候很窮,只有三分田,還有一頭牛。” 查懋成説。

1927年,查濟民進入了浙江大學工學院附設高級工科中學染織(含紡)科讀書。1931年,他以最高名次畢業。在民國最著名的軍事理論家蔣百里的介紹下,查濟民進入上海達豐染織廠工作,蔣百里的夫人查品珍與查濟民是同宗關係。

1933年,劉國鈞把查濟民挖到大成公司擔任技師。那時,大成公司的發展如日中天。1934年,大成公司已成為常州最大的印染企業,銷售網絡分佈在廣東、四川、湖北及南亞等地,被當時的經濟學家稱為奇蹟。

劉國鈞非常器重查濟民。1935-1936年,劉國鈞曾兩次安排查濟民前往日本學習技術,而查濟民也不負眾望,他勤奮、踏實,成長為大成公司重要的技術骨幹。

在長期的考察中,劉國鈞認定查濟民品行端正、好學多思、技術精湛、富有領導和決策才能,是十分難得的人才,決定把女兒劉璧如嫁給他。當時,常州地區豪門大户到劉家提親的人踏破了門檻,但劉國鈞還是認定了查濟民。

劉國鈞和盧作孚在重慶合辦大明染織廠時,年僅24歲的查濟民成為廠長。1939年11月4日,劉國鈞在給盧作孚的一封信中寫道:“小婿濟民皆蒙我公垂青,謬膺重寄。此子年事盛輕,深少歷練,還祈我公時予訓導,弟則求能勿隕越已萬幸矣。”

盧作孚也十分喜愛查濟民,常常暱稱他為“娃娃經理”。在查濟民的努力下,大明公司成為抗戰時期大後方紡織染齊全的著名企業,為抗戰勝利和日後新中國紡織工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5年,查濟民受邀出席了南京侵華日軍受降儀式,後來又被上海工商界推選為紗布接收大員,開始在工商界嶄露頭角。1946年,查濟民升任大明公司總經理。

1948年,國共內戰期間,為了躲避戰火,在劉國鈞的安排下,查濟民攜家人到香港避難,並在荃灣創辦了中國染廠,逐漸成為香港及東南亞最大的印染廠。後來,查濟民又在新界創辦了新界紡織有限公司,成為亞洲紡織大王。

1957年6月14日,査濟民與劉漢堃先生(左)在新機啓用活動上

查氏紡織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魏元孫是跟隨查濟民工作多年的老員工。他在20歲時就進入中國染廠,“當時香港的紡織印染紅火得不得了,有四個最大的紡織印染廠”,中國染廠面積四萬八千平方米,是當時香港最大的建築物,做出來的產品比日本對手的質量更好、品種更多、價格更便宜,“只要客户來,我就不讓你空手回去,一定可以滿足你,這個是我們的原則。”魏元孫見證了中國染廠在香港事業騰飛的全過程,他説,查濟民常跟他們説,一定要學習最前沿的科技,“不會就學。”

當查氏家族只有紡織印染產業時,查濟民告訴查懋成,“這是一定要做的產業,不只是要做好,還要發揚光大。”

1964年起,查濟民夫婦把生意延伸至非洲大陸。當時,尼日利亞擺脱了英國殖民統治,“英國以前的殖民地國家成立了一個英聯邦共同體”。1965年,英聯邦祕書處在倫敦設立,尼日利亞獨立後派出招商訪問團到香港。由於中國染廠在香港及亞洲地區的重要地位,查濟民參加了一個到訪尼日利亞的考察團。

回到香港,查濟民顯得很興奮,他説那個地方真好,“他們有大概幾十個億的英鎊外匯儲備,人口又很少,但卻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產棉國家”,查濟民觀察,“那邊的老百姓一個人穿一件衣服,要十米的布”,“家裏有錢的人,他們不相信錢,就是買布,一匹一匹,一大堆一大堆屯。”查懋成聽父親説,“這樣好極了,我們應該到那邊去開場。”

查氏果然成為了“非洲紡織大王”。其中,查氏在尼日利亞創辦了紡廠5家、織廠6家、染廠4家、合成纖維廠1家、軋花廠2家,合計18家工廠;在加納開設針織染廠3家;在多哥開設針織廠、染廠3家。

同時,查濟民還在美國進行了積極佈局。他在美國設立了無紡布廠,在加利福尼亞州買下了一個約六萬畝的大農場,並在斯坦福大學附近建造一幢當地最高、最豪華的辦公大樓,成立了在美事務管理公司。

以英國、印度等地遍佈全球的紡織產業為基礎,查濟民成立了香港中國染廠國際集團,這是其家族第一個跨國公司。

2007年,查濟民去世時,查氏家族已經擁有三個大型跨國集團公司。目前,查氏集團資產包括名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名力集團”)、香港興業、查氏紡織、查氏公益、CMCCapital Coporationg等公司。

其中,名力集團專注於策略投資,為集團和業務夥伴提供增值,積極參與珠三角地區和其他亞洲城市房地產發展的調研和決策,主導與有實力的內地資產管理機構、投資機構和大型企業合作,其旗下有上市公司興勝創建;香港興業旗下擁有地產發展與投資、酒店業務、醫療保健和其他服務;查氏公益包括求是科技基金會、桑麻基金會和其他慈善捐助項目;查氏紡織目前在非洲仍然有7間蠟染工廠,在歐洲及美洲的成員公司專注於創新紡織技術的研究和發展;CMC Capital Coporation負責科技方面的投資業務。

2018年,查氏家族在全球共僱用超過25000人,其中數家成員公司在亞洲及非洲交易所掛牌上市。

現在,查氏第二代分別打理家族的各個產業板塊。查懋成介紹,“我們兄弟姐妹七人,我是老六。大哥查懋聲主力負責名力集團和查氏慈善事業,大姐王查美龍則負責查氏紡織,弟弟查懋德負責CMC Capital Corporation,而我則主理香港興業國際集團,幾個兄弟姐妹都是彼此主力負責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其他兄弟姐妹都各自有自己的事業,不參與家族企業日常的運營和管理,但他們基本都是查氏慈善基金的受託人。”

查濟民夫婦與鄧穎超晤面

見證父母在港創業艱辛

查懋成出生於1949年,正是父母創辦中國染廠,在香港事業起步期,他從小見證了艱辛的創業奮鬥歷程。

兒時的記憶,定格在九龍城的一幢樓裏,很有周星馳電影裏的城寨畫面。查濟民、劉璧如初到香港,沒有置辦自己的房產,租住在一户人家的其中一個單元,那是“一個三層樓的建築,共有六個單元,我們租其中的一個單元,有父母、祖母、阿姨和其他六個兄弟姐妹”。查懋成記事後,印象很深的是飛機的響聲,因為這個房子離啓德機場很近,“飛機就在樓上飛過,降落的時候響得要命”,那時的居住條件還是很艱苦。

不過,那時候的人情關係卻非常好,“過年過節的時候,有吃的大家一起分。”其中有一家買了一台電視機,晚上7點鐘大家就圍坐在一起看電視。

其他單元裏住着五户姓鄭的人家,樓裏面孩子多到記不得名字,只能用數字代替,“整棟樓裏面一共有45個小孩”。有時候他們一起玩捉迷藏,可能需要三個小時甚至半天,“因為有這麼多人,這麼大的地方,躲起來要找很久。”現在,查懋成碰到兒時的玩伴,記不得他們的名字,但記得數字。

查濟民與家人合照

很多時候,父母忙於創業,長姐查美龍就代替了媽媽的角色,照顧弟弟妹妹。查懋成佩服自己的父母,“他們很勤奮,我媽媽也在廠裏工作,媽媽小的時候在我外公的廠裏也工作,他們這種拼搏的精神一直存在,從來沒有説換了一個地方就不幹了,或者生了小孩就不幹了,她總是事業心很重。”

查濟民、劉璧如的事業發展很快。他們在荃灣的中國染廠是當時全港最大的建築。後來,查氏全家都搬到廠裏去住,“廠子有四五層樓高,廠房很大,我們就住在最高的那一層。”可以説,查懋成和他的兄弟姐妹們從小就是在工廠的環境中長大的。

1958年中國染廠面貌

有時候,查濟民、劉璧如會在下班之後,在廠裏的天台上,“把我們兄弟姐妹召集到一起,唸詩唱詞,比如《滿江紅》,中國傳統詩詞當中藴含很多正面的價值觀,忠孝、仁義、正直等等,這些對我們後輩的影響都很大”,這是難得的屬於一家人的歡樂時光。

查懋成迷上音樂,也是因為受到廠裏職工的影響。染廠有一個職工,拉小提琴。每次拉琴的時候,查懋成都要坐在他家門口聽,實在忍不住就跟劉璧如説,自己也要學拉小提琴。

查懋成發現父母創業雖然很辛苦,但他們卻總是很開心,“對新環境、新市場開發有一定難度”,“但總比國內抗戰的時候,要來得安靜一點,沒有死人、沒有炸彈。”而且,當時在香港聚集了一批國內頂尖的紡織行業的企業家,他們都與查濟民很熟悉,相互之間交往頻繁,比如原香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的爸爸唐翔千,“他們都認識,所以我們就到他們家裏去吃飯什麼的。”

上世紀50年代,世界處於戰後重建階段,紡織行業迎來了全球性的繁榮,“不但是國內的市場,國外歐美等市場其實也是(很好),但是香港的貨都比較便宜。”查濟民、劉璧如經常對子女説,“只要肯幹,就沒有餓死的人。”慢慢地,查家積累的財富越來越多,生活富裕起來了,“本來什麼都沒有,鞋子都沒有一雙好的,後來也多了一些物質方面的東西。”

在時代機遇面前,與查濟民一起搞紡織的朋友們也都發達起來了,查懋成看到這些人都非常的努力,當時每一家從內地到香港的時候,“都是帶着一部分家裏的錢,拿到香港來發展,有些多一點,有些少一點”,但是這些人的價值觀卻都非常的像,“大家都覺得有這麼好的一個機會,要努力地去幹”。

但是,財富的增加並沒有讓他們得到社會的尊重,像高爾夫球俱樂部這些地方,“我們中國人走不進去,也不接受你”,“對他們大人來講,這種感覺更不舒服。”

1964年,查濟民、劉璧如把事業拓展到非洲。查懋成在香港讀到中學四年級後就去了英國寄宿學校讀高中,查懋成和他的兄弟姐妹們暑假都是去尼日利亞跟父母過的。

查懋成説自己小的時候對於未來“沒有細細地想過”,家庭教育也沒有要求他“一定要這樣或者是那樣”,父母親告訴他,“不管你們做什麼,要實實在在地去做,要為國家,要為我們的家族、我們的事業增光。不管怎麼樣,做好就行了。”

高中畢業的時候,查濟民要求查懋成去讀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紡織工程(Textile Engineering)。按照父親的要求,查懋成已經完成了申請,當時他的姐夫周尚林正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當數學系教授,讓他去看看。也正是在那裏,查懋成邂逅了自己未來的妻子史美倫。

1971年,查濟民的兒子查懋成舉行婚禮,如今他主理香港興業國際集團

大學畢業後,查懋成並沒有想回到香港接班,查懋成完成史坦福 MBA後,曾留美國工作,但拗不過父親的安排。1985年,36歲的查懋成回到香港,父母的事業版圖已經做得更大了,家族產業從紡織行業進入房地產行業,拿下了香港最大的一塊地皮,面積約相當於香港島的8%。

查濟民安排查懋成進入中國染廠(現在的查氏紡織)工作,“父親有意讓我從基層做起。我那時做的是最基層的技術工作,工資也很低,但是在基層崗位得到了很好的歷練,也為日後管理公司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1989年,查濟民把一項重要任務交給查懋成辦,那一年,他正好40歲。當時,中國染廠位於荃灣的老廠已經使用了40年,準備在元朗開辦一家新廠,投資規模為6000萬美元,即便放在今天來看,也是非常大的一筆投資,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靜態估算,這筆錢相當於現在的四億元人民幣。

查懋成面臨巨大的壓力,“從頭到尾都是我要做的工作,我又是外行,所以我天天買很多書(看)。”魏元孫當時協助查懋成負責新廠建設,他見證了當時的困境,“新廠從零開始,我們要在市面上重新找客户。”經過艱苦奮鬥,新廠建成,“工人從八百多減到了270個左右”,效益卻比老廠時候還高,三年後,“一年賺一個億。”魏元孫佩服查懋成的才幹,“他有很多想法、靈感,更活潑、視野廣。”

查懋成的能力也獲得了查濟民的認可。1991年,查懋成被任命為中國染廠的董事總經理。查懋成説,“如果沒有基層的積累和鍛鍊,也難以在許多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決策。”

1990年,查濟民觀看孫兒下跳棋

愉景灣大開發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查濟民安排查懋成進入香港興業,這是查氏家族在紡織產業之外,最為重要的資產。

香港興業原本屬於一個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1973年,王永祥計劃在大嶼山開發房地產,所以成立了香港興業。三年後,他與港英政府簽約購買了一塊麪積達650公頃(650萬平方米)的土地,約相當於香港島總面積的8%,規模相當於790個國際標準足球場,後來命名為愉景灣,並計劃將這裏開發成旅遊勝地。

但是,由於愉景灣沒有配套的市政工程,缺少水電氣和道路交通,在這裏開發房地產成本巨大。王永祥的公司陷入財務危機中。為了尋找資金,他把項目開發主體公司香港興業的大部分股份抵押給了莫斯科納羅尼銀行(Moscow Narodny Bank)。1977年4月,王永祥借貸的3000萬港元貸款到期,由於缺乏還貸能力,納羅尼銀行隨時可以通過以股抵債方式獲得愉景灣地塊。

中國政府委派《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與香港朋友商量對策。金庸在《大公報》工作過,與費彝民是好朋友。查濟民通過這個途徑獲得了消息,正在尼日利亞的查濟民立刻通知在香港的劉璧如以3000萬港元拿下地塊。

查濟民(左一) 與查良鏞夫婦合照

由於此前沒有開發房地產的經驗,查濟民便找來香港“的士大王”胡忠的兒子,中央建業有限公司的胡應濱聯手發展愉景灣,胡應濱的兄弟是香港著名實業家胡應湘,也是港珠澳大橋的倡導者。

1977年5月,查濟民和胡應濱聯合成立了豐利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豐利公司”),收購香港興業八成股權,償還納羅尼銀行欠款。1978年2月,豐利公司收購香港興業剩餘的兩成股權,並還清了全部債務。1979年,查濟民買下胡應濱手裏持有的豐利公司股份,全資擁有香港興業,成為當時全亞洲發展最大單一私人土地的開發商。

遠在尼日利亞打理家族紡織業務的查懋聲也回到香港,幫助父親發展愉景灣。

由於項目開發資金巨大,香港興業引入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以下簡稱“匯豐銀行”)和萬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萬泰製衣”)作為股東,其中,查氏家族佔股80%,匯豐銀行、萬泰製衣分別持股10%。

萬泰製衣創始人田元灝家族被稱為香港“江南四大家族”,與董建華家族、唐翔千家族、榮智健家族齊名,現在萬泰製衣也已轉型為房地產開發商。田元灝的兩個兒子田北俊、田北辰也都是商界精英,其中,田北辰曾擔任香港政府全資擁有的九廣鐵路公司主席,也是服裝品牌G2000的創始人。

愉景灣開發初期非常困難。大嶼山缺少與外界相接的陸路交通網絡,只能坐船出行。愉景灣第一批器材就是通過海路運送進去,當時,連碼頭都沒有。

在建設過程中,查濟民父子認為,在荒地開建度假區,必須先建造所有基礎設施,如此需要投入的成本非常龐大,而度假地產不是必需品,銷售速度也非常慢,會影響公司資金回報時間,進而影響全公司運作。從實際情況出發,查濟民父子將愉景灣定位為一個景色優美、配套完善的大型住宅及度假社區。

為了做好項目規劃,查氏父子派遣規劃團隊先後前往世界各地考察,包括美國多個城市及法國東部蔚藍海岸的格里摩港(Port Grimaud)。“香港長期存在人多地少、生活環境擁擠、活動空間不足的問題, ”查懋成説,他們父子要“敢為天下先”,在城市森林中建一座世外桃源。

1979年3月,愉景灣啓動前期平整地基和建造第一期住宅。當時的工程量之浩大可以通過一組數據反映出來:挖掘的土方超過600萬立方米,出動了96萬架次渣土車,建設工程的高峯期有3000人同時施工。

1980年,項目第一期開盤時,當時的售價為最低4300港元/平方米,平均7500港元/平方米,甚至比同期屯門的樓價還低,受到市場的追捧。售樓申請表被炒賣到2000港元一張,所有單位在數小時內全部售罄。

1983年,愉景灣首期項目竣工時,查濟民特意邀請匯豐銀行主席沈弼(Michael Sandberg)一起主持了盛大的開幕式。後來,第一期建築設計單位王董建築師事務有限公司憑藉此項目獲得了香港建築師學會當年度建築設計獎。

1985年,二期銷售,而當時的市場環境並不理想,全球經濟處於滑坡階段,香港迴歸正處於談判過程中,前景未明,香港出現信心危機,樓市和股市崩盤。愉景灣銷售也受影響。

2001年,查懋成升任香港興業董事局副主席及董事總經理,開始主導愉景灣新的發展方向。查懋成帶領下的香港興業品牌風格更加鮮明,他幫助公司構建了新的公司文化以及統一的南歐設計風格,另外,他也幫助香港興業進一步完成了國際化佈局。

查懋成在父親查濟民的人生哲理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信條,在面對每一個項目的時候,他都抱着“敢想敢拼”的精神去創新。

1979年,在香港大嶼山的土地開發第一個物業項目,其後命名為愉景灣

2000年,查懋成主導了香港唯一私人興建和管理的愉景灣隧道開通,全長630米,打通了社區與外界的陸路交通線路。截至目前,愉景灣已經開發至第16期,擁有約兩萬名常住人口,其中外籍人士佔到50%,居民來自全球五十多個國家及地區。

“環保意識”是查懋成着重強調的。社區內禁止私家車出入,只能乘坐電動巴士或者開高爾夫球車通行。2016年,香港興業與香港環境局簽署了《節能約章》,為此,香港興業購入了12輛符合歐盟5期或6期標準的全新單層巴士,並規定在預定開車時間前三分鐘才啓動巴士引擎。

目前,在愉景灣開通了7條內外部巴士線路。由於愉景灣對於環保的重視,它成為亞洲首個環保城,並且連續多年在香港“資本傑出發展商大獎”中榮獲“城市設計及總體規劃”和“環保綠化發展”獎項。

目前,香港興業在香港除了愉景灣項目外,還開發了眾多樓盤。在住宅項目上,有沙田的低密度豪宅項目“尚珩”,有西貢甲邊朗的豪宅項目,有位於屯門的經濟適用型項目“䨇寓”,在大埔有住宅樓“菁泉雅居”,有東湧的“藍天海岸”,還有其與新世界共同開發的、位於荃灣的大型住宅區“愉景新城”;在商業地產上,有改造後的“中染大廈”、長沙灣的西港都會中心等。

此外,香港興業在海外還有大量的土地儲備和項目。比如在泰國擁有住宅項目The Sukhothai Residences,在日本也擁有豐富的土地儲備。“香港興業國際集團業務的發展目標是中國內地、香港及亞洲各佔三分之一,重點發展策略是在亞太地區進行多元化的發展。”查懋成説。

長線佈局中國大市場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香港興業就已經開始在內地尋找機會。當時,香港興業投資了天津和平區的津匯廣場,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商業地產項目,由購物中心和平大悦城、日航酒店和辦公樓組成;在上海,也全資投資了一個服務式公寓嘉裏豪庭二座。

2002年12月,香港興業拿下上海靜安區南京西路商圈核心地段大中裏地塊的土地開發權,及後邀請太古地產共同打造興業太古匯。這裏曾是上海最大規模的石庫門建築羣,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徵之一。

在拿下大中裏地塊之前,香港興業在國內考察了多個投資項目,在仔細研究後,才最終鎖定大中裏這片62800平方米的土地。

當然,靜安區政府對於大中裏開發商的資質要求也非常嚴格。2001年,相關負責領導帶隊到香港愉景灣進行考察。考察後,靜安區政府才放心地與香港興業簽訂了開發協議。

從拿下地塊到正式開業,興業太古匯用了15年時間,對於內地房地產開發商來説,簡直不可思議。在整個開發過程中,香港興業遭遇了大量挑戰和困難。2003年,非典期間,所有動遷工作暫緩,停工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查濟民告訴查懋成,“賺錢只是市場經濟中的指標,而不是目的,對事業成敗的責任和如何使事業健康發展,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查懋成選擇“站位高一點,眼光放遠一點”來看待暫時的困難,以嚴謹細緻的態度進行開發,為上海打造新的地標。

2006年,香港興業為了主動配合上海整個城市發展升級的需要,提出改變原三分之二住宅用途的土地性質,重新規劃為純商業用途以作長期持有營運。

住宅開發回籠資金速度快,而商業地產投資回報週期長,香港興業做出規劃重大調整,是以犧牲短期利益來兼顧長期利益和社會效益的平衡,“事實上,改變土地的性質,也是對我父親的一種致敬”,查懋成對於查濟民經商理念理解得非常透徹,做生意要看重長期利益和社會效益。

兼顧長期利益和社會效益帶來的財務壓力是巨大的。查懋成不願意違心地説沒有財務壓力,沒有焦慮,“當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若沒有一顆愚公移山的決心和拼勁,恐怕大家也看不到今天的興業太古匯,這顆上海的明珠”。

在項目開發過程中,香港興業還對大中裏的很多歷史文化和建築進行保護性開發。比如,對項目內的一座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進行了保護和修繕,命名為“查公館”,並於2018年5月正式對外開放;“我們還犧牲了部分商業空間,精心保護了一棵擁有百年樹齡的白玉蘭古樹,以便使它在新的時代重新煥發生命力。”

更為難得的是,香港興業的合作伙伴太古地產高度理解和配合這些商業決定。

查懋成對於怎麼和合作夥伴保持穩定的合作關係有自己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敬重”,“憑藉這份敬重,我們才可以在合作過程中,取長補短髮揮協同效應”,他認可商業合作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存在,但“確保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抓大放小,求同存異”。

2017年11月,經過15年開發後,興業太古匯正式開業。開業時興業太古匯兩座辦公大樓香港興業中心一座及二座出租率達80%,大型購物中心興業太古匯出租率逾90%。

當年12月,全球最大的星巴克海外臻選烘焙工坊Roastery在興業太古匯開幕,馬雲和星巴克董事會執行主席霍華德·舒爾茨都曾到此打卡,成為2017年熱門商業事件。

目前,香港興業除了在上海開發興業太古匯,還積極在長三角地區開發地產項目。查懋成認為,“長三角區域是中國最繁榮的地區之一,房地產市場也較成熟,有利集團發展。”

如今的查氏後代已經有了自己成熟的商業操盤方法論。他們也意識到“查氏”這兩個字和這個家族對他們的意義,還有責任。

查懋成記得小時候隨父親一起去金庸家做客。他被金庸書房裏的圖書數量和種類震驚到了,“就像圖書館一樣,一個人怎麼可以讀那麼多的書?”那時的他天真地問金庸,“查叔叔,你會功夫嗎?”金庸笑了笑,答,“不會。”

後來查懋成才知道,金庸寫華山論劍之前,並未去過華山。金庸融匯貫通的能力和豐富的想象力給查懋成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時的查懋成,正和家族成員一起,為整個查氏家族打開商業想象和實幹的大門,在歷史長河中留下堅實的家族足跡。

原標題:香港查氏家族商業傳奇 | 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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